创意流水线:网络写手与资本博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福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原文标题:《创意流水线:网络文学写手的劳动过程与主体策略》,头图来自:《翻译疑云》剧照


摘要:本研究在劳动过程的理论视角之下,探讨了网络文学生产进程中的劳动控制和抗争如何展开。通过在线观察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研究发现网络文学平台通过产量竞赛、创意规训和权责置换的方式,分别达成对“执行”“概念”和“契约”的控制;网文写手通过“为爱发电”“公平感知”和“欲望治理”等策略对生产过程中的高压管控和职业风险进行认同。


与此同时,网文写手也通过个体抗争和社群联结的方式建立起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实现自我保护和权益争取。本文揭示了数字创意产业中劳动过程运行的内在机制,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语境化的拓展,并指出了平台劳工意识觉醒、社群联结和劳动抗争的可能性。


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产业蓬勃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4.55亿,占我国整体网民的53.2%。此外,龙头网络文学集团的海外拓展之路也不曾停下。2018年,阅文集团的海外用户访问量超过1000万;截至2019年,晋江文学城的海外版权输出就超过3000部[1][2]


一份商业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文学产业总产值达到185亿,预计在2020年达到210亿[3]。虽然网络文学产业从产值来看,在以万亿计的数字文化产业总体规模之中占比不大,但它是公认的数字文化经济的IP之源,为后续的影视、游戏等产业培育消费群体,孵化高值产权,在我国的文化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网络文学产业也催生了全新的职业/零工群体—网络文学写手,即在网络文学平台上创作、发布并获取收益的创作者。


《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国内网络文学创作者达到1755万,其中签约作者61万人。男性作者占到56.6%,女性作者占比43.4%;这一创作群体的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其中90后的作者达到50.6%;17.3%的网文作者生活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以及以下的作者比例分别为23.3%、21.4%、38.1%。


他们的日均创作时间在5小时左右,日均更新的文字量为2500字,而月收入高于5000元的作者占比仅为15.4%[4][5]。如果没有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内容供给与持续劳动,当下的网络文学产业乃至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将无法保持。


作为“劳动者”的网络文学写手(后文简称“网文写手”)却面临着另一番窘境:在非正式雇佣和弹性酬劳体制下,除了处在金字塔尖的顶级写手,大部分网文写手处于低薪甚至是无薪的劳动状态。由于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网文写手无法享受到加班津贴、医疗保险、最低工资等一系列劳动权益保障。更重要的是,根据平台方提供的版权协议,网文写手常常需要在版权收益分成中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完全放弃作品版权及一系列相关权益。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要求,网文写手的生存状态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一面是蓬勃发展的产业态势与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另一面是并不尽如人意的劳动处境,两者之间的悖论引向了本文关切的核心问题—平台方如何对劳动过程实现控制?面对资本剥削,网文写手为何依然卖力工作?网文写手是否及如何对劳动控制进行反抗?


一、文献回顾


本文采纳劳动过程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以期理解网文平台和网文写手之间的权力关系实践。在劳动控制与抵抗的视角下,“资本家如何控制劳工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劳工又是如何反抗以维护自身利益,是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关切和重要分析单位”[6]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通过劳动分工的方式将工人安插在流水线互不交换的多个环节之中。因此资本家通过组织协作以达成对劳动过程的控制[7]。在此基础之上,布雷弗曼将视角转向资本家的“科学管理”策略,认为,“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能够使工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分离,核心生产知识和技能由资本家把控[8],而工人则成为资本家意志的执行者和一个“可被监控的整体”[9]


然而,这种直接的操纵方式也极其容易引起劳工意识的觉醒和激烈抗争,尤其是在高工作强度和低酬劳的语境中。弗里德曼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控制界限”的概念,指出资本家也同时会提升工人的“责任自治”,部分地“赋权”于工人,以进一步提升其积极性,增强对企业的忠诚[10]。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赋权只是暂时性的和策略性的。


布洛维则将目光转向了工人的主体视角。在他看来,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将是一种更为有效、持久与深入的劳动控制手段。通过对吉尔公司的田野调查,他指出工人们置身于“赶工游戏”的生产关系中,这不仅提升了员工投入生产的积极性,更使得他们积极主动地去维系这种生产方式和制度安排[11]。在被制造的“同意”之下,工人们将倾向于与企业进行合作,主动配合而非积极抗争,从而默许了资本家的“剥削”。而这实际上遮蔽了二者之间结构性的冲突,让工人们很难认清他们在整个生产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和平台经济的勃兴,劳动过程理论在平台劳工的语境中得到了拓展并得到了广泛的实证检验。资本方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技术可以归结为三种核心策略:制度设计、技术监控与生命政治。


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后泰勒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日益盛行,“弹性化”的雇佣制度和薪酬设计介入劳动过程,工作自主性机制、计薪与激励机制以及星级评分机制将市场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并促成了工人的主动认同与被动接受,最终将其转化为超额劳动[12]


从技术监控的层面而言,数字媒介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达成最大限度的劳动吸纳和闲暇动员[13];算法技术对工人的工作线程、工作效率和工作结果进行实时的“超视距”监控,并使得劳动管理更为精细化与个性化[14]


从生命政治的层面而言,学者强调了非物质劳动者的主体性要素[15],认为在后工业时代,休闲与工作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互联网既是“游乐场”又是“社会工厂”[16],劳动者往往在沉浸享乐的同时就为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剩余价值[17]。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平台资本的严格监控也必然伴随着劳动抗争的涌现,劳动抗争的形态也呈现出高度语境化的特点。


例如,平台外卖骑手会通过自主规划路线、同伴合作等方式争取劳动自主性,并通过建立成就感、身份认知与情感表达进行抗争[18];网络主播则通过沉默的抗争和矛盾的工作认同来建立工作的主体性[19]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本文涉及的研究对象为“网络文学写手”,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为“网络文学作家”。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并采纳前者,基于以下几项考量:


其一,笔者试图以“写手”指代在数字文化产业勃兴之后所出现的一种新兴职业类型,与传统印刷时代从事文学创作工作的“作家”做出区分;


其二,相较于“作家”,“写手”更强调网络文学创作者作为“劳工”的维度,而非作为“创意精英”的维度,基于网络文学创作者当下整体的职业处境,“写手”更能揭示其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


其三,从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认同来看,除了少数处于金字塔尖的创作者(如“唐家三少”等)之外,多数处于中底层的创作者更倾向于用“写手”进行自我指称,而他们是劳动供给中的大多数,也是本文所关切的核心对象。


本文旨在呈现和分析网络文学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具体而言,涉及如下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网文生产中的劳动控制如何实现?二是,网文写手如何对劳动控制进行接纳和内化?三是,网文写手是否及如何对劳动控制进行反抗?


从2018年10月至2020年3月期间,笔者以读者的身份注册了晋江文学、起点中文网、大唐中文网、17K等网络文学平台并进行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阅读。这能够帮助笔者从文本角度理解网文创作的基本规律以及平台运行的基本商业逻辑。此外,笔者还定期关注和阅读国内最大的网文写手交流论坛“龙的天空”中的发帖与讨论,以及问答社区“知乎”中“网络文学作家”“网络文学写手”“网络文学”等主题板块的提问与回答。这能够帮助笔者试图勾勒出网络文学写手的日常劳动实践、职业处境、职业选择以及其重要的职业关切。


为了对潜藏在职业行为背后的劳动意识进行挖掘,笔者还对13位网文写手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通过如下几种方式进行获取:一是,“龙的天空”论坛中的发帖征集;二是,“知乎”问答社区中的私信邀请;三是,前两种方式滚雪球得来的受访对象。鉴于网文写手分散在各个城市,访谈通过微信或QQ等在线通信工具完成。


三、多级程控:网文生产的平台管理


1. “执行”:多方共谋下的产量竞赛


海量网文的生产与消费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于读者而言,篇幅越长的作品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打发时间”,为其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更意味着对作品延续性的承诺。于平台而言,读者在平台上停留的时间越久,产生的注意力和数据量越多,就越能够为平台产生剩余价值。


尽管文化产业因其低边际成本的特性而具有较高的产业附加值,但“一次性阅读”的快餐式消费正在不断抬高网文生产的边际成本,网文行业也依然是一个要求写手们源源不断地输出创意,以制造并满足读者猎奇求新的消费需求的行业。因此在“创意”之上,“更新”成为网文写手的首要使命。


弹性工作看似为自我雇佣型劳动者提供了自主选择和自主安排的权利,但在市场需求的压力之下,自由职业者仅仅具有暂时的灵活性和高强度的时间治理[20][21]。对于全职写手而言,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会用来思考和创作;对于兼职写手而言,他们在结束本职工作后要牺牲其他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劳动。非标准工时制度也延长了网文写手的劳动供给,使其陷入“自由悖论”之中。


为了保证并进一步激活网文写手的成果产出,网文平台推出“全勤奖”作为最低工资保障。写手们需要每日维持更新3000~6000字的文字量,以获得月均在1000元以下的固定稿酬,合计千字3元左右的单价。而一些写手并未止步于“全勤奖”设定的字数标准,单日文字更新量可达到8000字以上。写手们不仅仅要创作出当日更新的章节,往往还需要为后续的更新不断“存稿”。


如此高的更新速度和更新数量成为网文生产的标配,这一局面由多方面共同推动。其一,作为劳动者的写手持有“多劳多得”的信念,快速更新意味着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益;其二,写手们将产量提升视为技能提升的重要路径,尤其对于新人而言,持续不断地写作、更新和市场反馈能帮助他们更游刃有余地把控网文创作的规律,网文界甚至流传着“百万必神”的说法;其三,这是在写手们对注意力资源争夺过程中,不断“喂养”读者后逐渐形成的“规矩”,不能够适应这种节奏的写手更有可能被市场淘汰。


读者给我的一万条评论中,有五千条都是催更的。(GL/男/26岁/全职写手/红薯中文网/2019-01-02)


写手一旦断更或停更,不仅仅会失去“全勤奖”,也会进一步失去责任编辑的青睐,进而失去被推荐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是对读者期待的一种辜负,不利于个人声望的建立和积累。


断更和太监(指停止更新)是对自己口碑的打击,这个行业是讲究人品的,败完人品的话,只能换马甲了。(OW/女/27岁/室内设计师、兼职写手/纵横中文网/2020-03-23)


当然,几乎每一位受访写手都承认自己经历过创作的“倦怠期”,为了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并提高创作效率,一些写手会使用第三方网文创作软件(如“橙瓜码字”“墨者”等)的“在线拼字”功能,通过加入战队的方式和其他网文写手同台竞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特定字数目标。这种近似游戏的方式为写手们枯燥乏味的工作增添了新鲜感和刺激感,督促他们不断提升自己的创作效率。而有趣的是,这种“赶工游戏”并非作为资本方的网文平台组织的,而是作为劳动者的网络写手们自主结队和自愿加入的。


2. “概念”:类型写作的创意规训


网文篇幅是劳动收益的必要基础,而网文质量则是获得成功的决定性要素。显然,商业化写作,尤其是娱乐性的商业化写作和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创作有着天壤之别。纵然部分写手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若不充分响应市场需求,也极有可能会失败。


一部好的网文作品不仅仅能够持续性地吸引读者,形成固定受众群和口碑传播的效应,更能够被改编成影视剧等衍生文化产品进而创造更大的收益。在非物质劳动的基本假设之下,劳动时间不足以解释剩余价值生成的全部逻辑,生产经营中的知识、符号、社交关系和胜任力等非物质要素被视为重要的价值源泉,且无法被定量分析与衡量[22]


因此在哈特和内格里的视野之下,劳动过程不仅仅意味着资本对劳工的简单控制,更关乎资本通过生命政治的方式激发劳工的主观能动性,并榨取其情感、社会关系、智力等非物质劳动价值。


作为一套显性的生产制度,类型化创作完成了对网文写手的垂直分类与主题引导。以读者性别为标准,网文小说被分为“男频”(以男性读者为主)和“女频”(以女性读者为主)。以创作主题为标准,网文又可分为玄幻、言情、历史、游戏体育等大类;而在大类之下,又有更为具体的小类,如历史类被分为架空历史、历史传记、穿越古代等。不同的类型又衍生出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世界观设定和情节脉络走向。


对于新人作者而言,“类型化”提供了创作的指南与索引,对写手的创作能力进行了“再技能化”,将写手训练成流水线上的“创意螺钉”,以符合商业化文学的生产需要。纵然面临传统文学界的诸多批评,网文写手们则强调了这种模式化创作的合理之处。


网文的套路作品能够用来赚钱,而传统文学缺乏这种变现渠道。(PG/男/28岁/全职写手/起点中文网/202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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